"前浪"们经历的高考:语文卷上飙英文 考场外备洗脸水


原标题:那些年“前浪”们经历的高考:语文卷上飙英文,考场外备着洗脸水

2020年7月7日,高考将正式拉开序幕。和往年不同,今年的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。

老照片、学生证、高考成绩单……一个月来,人们晒出各种旧物,缅怀自己那段奋斗过的青春岁月。时光荏苒,故梦不老。每一件旧物背后,都有一段独一无二的回忆。每个人的回忆重叠起来,或许就是一个时代的际遇。

1984年参加高考的黄立新:

考前看了场外国电影

考完后把压卷的鹅卵石揣回家

[受访者简介]

黄立新,四川大竹人,1966年生,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现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、社长。

当年,18岁的大竹男生黄立新有一个梦,身居江南,日日年年,与书为伴。沥沥薄雨打在两三层的沉红色木楼上,窗外是春生的叶子。“希望自己大学毕业后,在图书馆或者杂志社工作。”年少的浪漫贯穿了对未来的想象,“七八个人(共事),很轻松的感觉。”彼时能看的书不多,让他印象深刻的,是魏巍的《东方》和美国作家厄普顿·辛克莱的《屠场》。

黄立新的高考成绩单

北大毕业后,黄立新入职出版社,和18岁的梦里一样,他真的开始了朝夕伴书的生活。机缘巧合,他所在的出版社,出版了他喜爱的《屠场》。告别北大30余年后,已任职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多年的黄立新告诉红星新闻,由梦境直抵现实的,是一座叫“高考”的桥。

“一定不能在省内上大学,走得越远越好,想自己去漂一下、自己去感受一下。” 黄立新坦言,“离开”对自己“很重要”,“18岁以前都在父母身边,没到过大城市,去的最大的城市是重庆,也是呆一晚就走了。想离开这个地方,想翻山越岭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

到远方去,因为远方有海。“想去上厦门大学,因为在海边;或者武汉大学,因为武大太美了。”然而,这两所大学都没有选择,按母亲的建议,他填报了北京大学,“当时我在大竹县中学,那个地区最好的中学之一,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北大、清华、中国科技大学”。

重点中学里,苦学成风。“有的农村学生很刻苦,文科是以记忆为主,实际上这些东西他们都记得,都能倒背如流,但考试总是考不好,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,搞得我也很紧张。”黄立新回忆,彼时每晚学至晚上10时许,早上6点20分起床跑操,日复一日。

父亲给黄立新许了个愿,预考出色就给他买个手表。很快,18岁的黄立新如愿得到了一枚30元的钻石牌手表,“很贵了,那个时候工资才几十块钱。银色的,闪闪发亮,现在看来很丑、土得掉渣那种,但当时觉得非常漂亮”。

1984年7月7日,高考来临。

“高考前一天,我一点都不紧张。为了放松,父亲还陪我去看了一场外国电影,好像叫《西部游侠》。电影挺好的,挺开心,那时在小县城里,看一部外国电影很不容易。”

这样的轻松没能持续至高考当天,“我们应届生缩手缩脚,大气都不敢出。”黄立新还记得,“考试前,教室里会准备风油精,让考生提神。有的教室门口还准备了洗脸盆,让人洗个脸清醒清醒。有的考生久经考场,已经考了三四次。他们一会洗脸、一会搽风油精,动个不停,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。”

每个人的考卷上都镇着一枚鸭青色的鹅卵石,“压着不让考卷被风刮走。离场时,我很紧张,回家后发现,我把鹅卵石揣回来了。”

高考三天,黄立新每天都能吃上一个鸡蛋,“平时只有过生日时才能吃”。

8月的一天晚上,父亲打听到,黄立新考了455分。这个消息让黄立新的心情瞬间大黯,“吓一跳!怎么这么低?心跌到谷底了。”柳暗花明。黄立新很快得知,原来所谓的455分,其实是本科录取线,他的考分为551分。

“当时那个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我们中学校门处有一块黑板,到了高考录取季,老师会画上表格,用毛笔写上被录取考生的名字,像红榜一样。每天下午,我们就到学校去看,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在上面。”

一天下午,黄立新刚走到校门口,一位中年化学老师笑眯眯地叫住他说:“黄立新!你考上北大啦!”

黄立新回忆说:“我很高兴,然后去看,我的名字已经写在黑板上了。”

打开录取通知书,信封上写着:“黄立新同志”。“第一次有人叫我‘同志’,瞬间觉得自己长大了。打开信封,里面写着红色的‘欢迎新同学’一类的字词,觉得自己成了北大一员,特别骄傲,非常兴奋。”

黄立新(左一)和同学在北大图书馆前合影

北大四年影响了黄立新的一生,“回想起来,工作这么多年了,如果是学人文社科的,其实打的整个底子都是在大学,或者说硕士以前。那个时候积淀的东西,决定了你一生。虽然还要继续教育、继续学习,但这种底色,在那个时候就打下了。以后,永远都捡不回来。因为你的心境变了、时间变了,可能没那么执着、没那么纯粹了,而那个时候的纯粹是很可贵的。”

当红星新闻记者问及四年大学生活对他最大的影响时,黄立新沉吟了一下说:“独立思考,不要人云亦云,这非常重要。”

1981年参加高考的漆明:

老师拍下我高考的一瞬间

这张照片成为近40年来的珍存

[受访者简介]

漆明,四川成都人,1981年考入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。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劳动与人力资源业务部主任、成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、成都市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、成都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。

1981年7月7日,全国高考第一天。

在成都市第20中学的考场上,一个16岁女生正奋笔疾书。白底碎花衬衫,黑色及膝裙,发辫纹丝不乱。浓烈的阳光从窗外透进来,映上了女孩的侧脸。一位监考老师走过,用相机定格了这个瞬间。

高考场上的漆明

“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专门负责拍照,正好拍了我所在的教室。”39年后,漆明向红星新闻回忆起当年的高考,种种细节,历历在目,“是我妈的裙子,不适合小孩穿,超级老气。但是针织真丝的面料,非常凉快,所以考试那几天借来穿了。”

39年来,这帧照片一直在她像册的首页。

“高三时比较懵懂。那时想当翻译,觉得当翻译是件挺洋气的工作。”漆明说,对翻译的想象来自电影和纪录片,还来自父亲的两个学生,“她们已经考上四川外语学院,每年假期要回来看我爸爸。一个学法语,一个是学德语。”一个脸若银盘,两条长辫;一个浓眉大眼,举止活泼,“觉得她们很时髦。后来我也就报了外语”。

回忆起高中生涯,漆明说:“我很认真,但那时没心没肺的,属于上课要讲小话的学生。有一次班主任骂了我大半节课,一直骂得我痛哭流涕,然后让我带着眼泪回教室。”虽然如此,她却感念班主任,“我们班主任其实挺好。上晚自习的时候,他还会自己掏钱给我们准备蛋糕什么的,强制性的要求我们必须上晚自习,怕我们出去玩,把我们管得很严。现在想起来,我语文写作的提高,其实是靠班主任。我写完了,他就会给我开小灶,单独给我修改。”

就读南京大学时的漆明

高考前,漆明并不紧张,“因为我们家住在老师宿舍,就在学校里,所以我不紧张。高考前,我没有提前去学校,卡在高考铃响前5分钟冲进教室。当时好像没有很担心成绩,因为我对自己要求不高,如果考不上南京大学,非重点第一志愿的四川外语学院应该会把我录取”。

捷报传来,漆明很平静,“好像真的没什么感觉,觉得跟我爸有个交代了”。

初到南京,漆明豁然开朗。她说:“很自由、很兴奋,没有父母管了,之前我爸管得特别严。在家时,觉得反正有父母;离开了家,很多东西就需要自己独立去面对、独立去思考。这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大学4年,给了我选择的底气,这应该是我最大的收获吧。”

1977年参加高考的谢谦:

语文卷上写英语

考前喝了三两酒

[受访者简介]

谢谦,四川宣汉人,生于1956年。先后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、四川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,分别获工学学士、文学硕士与文学博士学位。1999-2000年度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访问学者。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1977年冬,570万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。1978年春天,27.3万名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大学校园。宣汉男生谢谦即是其一。

“我们宣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。如果没有高考,我最多在老家读个师范,然后在本地当个小学老师,一辈子都这样,而且这还算是我运气好。”谢谦坦言。

谢谦第一次在天安门留影

和谢谦的采访约在川大江安花园。6月8日下午3时许,他立在日头下,未近其人,先闻其声。及近了,家常的淡蓝T恤、格子短裤,眼睛里透着精神。

一进谢谦家门,两扇书柜夺人眼球。40多年前,这样丰裕的藏书,让多数人难以企及。彼时他只能偷偷阅读当时尚属“禁书”的中外文学名著。“我说我爱学习,不过就是说我爱文学,读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,但是并没系统学过数理化,面对高考,既亢奋又心虚。”谢谦回忆,当他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,“非常振奋,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去借书,因为之前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、没有统一的教材,全国各地都不一样,不断地在变化。小学中学,一直都是‘混’过来的。”所幸他有自己的轨道,“当时我有个高中数学老师,他对我说,你绝对不要放弃学习!”

虽说如此,谢谦仍倍感压力,两个月后,高考在即,“(一起参加高考的)老三届高中生,虽然10多年没学了,但人家经过系统的学习训练,我们学都没学过。”周末变得弥足珍贵,他得赶着去两三百人的大礼堂听老师免费讲课。他心中的唯一念头,是“脱知青籍,走出大巴山”。

“那天早晨,距我21岁生日还有14天,比现在冷,呵气成雾,手脚僵冻。”40余年过去,高考当日的情形仍让谢谦记忆犹新。

语文考试时,须默写毛泽东的《蝶恋花》。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……”写完后,谢谦突发奇想,在空白处还用英文写了一遍。

考完前三科,科科顺利。“我很春风得意,哼着歌到街上面馆,与七八个同学围坐一桌。”让大家惊喜的是,面馆居然特别推出粉蒸肥肉与红苕酒,且不要肉票酒票,“这可是难遇的盛宴,据说是区上为慰劳考生特批的肉和酒。大家各要一碗肥肉,我却多要了三两苕酒。这酒太珍贵,本来大家坐在一起喝点酒,就是很奢侈的事情。而且每个人喝一点,也不多。结果大家都没喝,我喝完了。”

走出面馆,谢谦头重脚轻,进了考场,面对试题,“似曾相识又不相识,全是模模糊糊双影”。当晚酒醒后,“回忆答案,竟题题皆错……心中叫苦不迭:‘酒误我也!’”

所幸三两苕酒并未阻断谢谦的大学梦。

拿到录取通知书后,谢谦的北京梦终于成真。1978年3月10日,谢谦第一次在天安门留影。多年后,他一直记得这个日子,“时年21岁零71天”。

红星新闻记者 马天帅 彭莉

(原标题:"前浪"们经历的高考:语文卷上飙英文 考场外备洗脸水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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